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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哺原是荆州市沙市区城管局副局长,  新提拔官员应该公开财产  汪玉凯指出

2019年6月29日 - 新闻
杨哺原是荆州市沙市区城管局副局长,  新提拔官员应该公开财产  汪玉凯指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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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
汪玉凯认为,经过实践检验,启动这项工作的切入点,应该是新提拔的官员。“从贪腐严重的领域开始我认为不公平不公正,应该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,应该一视同仁向社会公开。”
… 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,官员财产申报公开,一直处于被持续关注的范畴。十八大代表俞正声和汪洋就财产申报制度的表态,成为昨天网友的关注点,这源于对国家政治昌明的良苦用心与不懈期待。  没有公示将失公众监督作用 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,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进入执政党改革的视野。1994年,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《财产申报法》正式列入立法规划,后因种种原因,未能启动。 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,目前只有申报的环节,没有公示的环节。尽管申报日臻规范,但如果没有公开,则作用有限,因为“不公开,官员就没有压力。”汪玉凯列举,此前引发热议的“表哥”有那么多的名表,上报了吗?拥有21套房产的“房叔”在申报财产的时候却说只有两套。老百姓近些年来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,官员外逃,资产流失,如果只有官员财产申请,没有公示,将丧失公众的监督作用,流于形式。  新提拔官员应该公开财产  汪玉凯指出,落实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关键,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健全法律体系及其强力实施。中国尚未能严格、系统地建立这项制度,有各种原因,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,一些官员设阻以维护其私利。深化改革必须敢于触动某些官员的不法利益。因此官员财产申报、公开制度,不是技术问题,而是决心问题。最需要的是自上而下,需要的是顶层设计。  汪玉凯认为,经过实践检验,启动这项工作的切入点,应该是新提拔的官员。“从贪腐严重的领域开始我认为不公平不公正,应该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,应该一视同仁向社会公开。”  公开官员财产能凝聚民心  十八大报告指出“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,保障人民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,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。”报告论及反腐败时要求“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,做到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。”  要做到这三点,汪玉凯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。鉴于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,在人们对反腐的期望越来越高的情况下,公开官员财产是能凝聚人心和形成改革共识的举措。“能唤起老百姓对改革的希望,燃起对改革的热情,这是最好的切入点。”汪玉凯说,推进这项改革对改善公众和政府的关系将起到重大作用。应该痛下决心,让官员财产申报、公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
官员犯错,还能提拔吗?

荆州市纪委明确表示,只要不是为了谋取私利,且改错态度好,“影响期”内工作积极,就一定会得到推荐任用

当杨哺从单位公示榜的“拟提拔干部名单”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时,他有点吃惊。此时,他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后刚过“影响期”。他没有想到“影响期”刚过,他就能从副科升至正科。

杨哺原是荆州市沙市区城管局副局长。2016年4月,沙市区某知名企业未获得审批违章建造,城管部门尚未处理此事,楼盘的基础工程就已经完成。2016年6月,沙市区纪委给予杨哺行政记过处分。

起初一个月,杨哺心里很不是滋味,毕竟该企业是招商引资进来的大企业,没有人想到会犯这样的错误。随后一个月,组织领导不断找他谈心,他开始慢慢卸下心理包袱。

在荆州市,杨哺的情况并非个例。在该市,对受处分干部进行回访教育谈话,已经建立起了稳定的运行机制,包括回访准备、回访过程、考核评价以及结果的运用等方面。

帮带与回访

按照该市的规定,处分下达后,受处分人员所在单位须在1个月内确定其帮带责任人和帮带措施,并填写《对受处理处分人员教育帮带落实情况报告表》,回报纪委监委案件审理部门,审理部门会根据受处分人员的具体情况,拟定回访方案,并成立回访教育小组。

按照规定,回访教育小组每年至少对受处分人员进行一次回访。对于改错态度比较消极,以及处分较重的,该小组的回访频率会高一些。

荆州市纪委监委一位相关负责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回访谈话并不仅限于被处理处分的党员干部,还包括被处理处分干部相关联的人员。

回访过程中,帮带责任人至关重要。荆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萧俊杰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他们在帮带责任人的选取上,尽可能地选择熟悉和愿意帮助受处分干部的上级分管领导。“这是最熟悉和了解他们的人。”

万玲玲现任荆州市发改委党组书记兼主任。2014年,她在荆州市江陵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,代表江陵县签订了环保责任书,后因为转移支付资金不到位,县里的污水处理厂未能正常运行,2016年12月,刚到荆州市发改委任职一个月的她受到问责。组织选择了她的分管领导荆州市常务副市长钟芝清,作为她的责任帮带人。

“分管领导与我之间工作交流比较充分。平时的谈话中,他会提到我被记过的事情,劝我放下包袱,好好工作。”万玲玲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万玲玲和杨哺都表示,帮带人不会刻意就记过进行正式的谈话,通常都是在交流工作时“顺便”提到此事。

2018年初,荆州市调整了谈话的思路,不再强调谈话的形式、场所,而是更加注重谈话的政治、法纪效果。

处分影响期结束后,回访教育小组会对受处分人员影响期内思想、学习和工作等情况进行全面考核评价。当事人要写出总结,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。回访小组填写《受处理处分人员考核评价情况表》,包括教育帮带人、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人、相关纪检监察组、回访教育小组、纪委监委等多方的意见。

萧俊杰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为了详细考察各方意见,回访教育小组会到受处分人员所在单位进行考察,查阅谈话记录,进行问卷调查。

汇总多方意见后形成的考核表,会被提供给组织部干部监督室,作为受处分人员提拔任用的重要参考。

事实上,湖北省对于回访教育制度的探索,从两年前就已经开始。

2015年底,湖北省纪委印发《关于加强对受处分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的通知》,要求各级党组织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不能“一处了之”,还要担负起教育挽救的责任。作为回应,2016年4月荆州市开始了回访教育的尝试。

荆州市受处分的干部中,有70%〜80%是较轻的处分,受处分后,他们的工作热情大都受到了影响。

萧俊杰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在调研各地开展情况的过程中,他们获得了很多的启发。例如,要针对回访对象制定个性化的方案;谈话场所可以安排在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或家中;要强调帮带人的主体责任,尽量为受处分干部创造好的条件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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